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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東亞文化之都”2023年至2025年創建周期初審結果，大理白族自治州入選全國13座候選城市之一，是云南省唯一入選城市，也是唯一入選的少數民族自治州。
“東亞文化之都”的申報與評選，是中、日、韓三國共同發起的亞洲第一個國際性文化城市命名活動，是中日韓領導人機制下重點打造的東亞區域文化合作品牌，以“東亞意識、文化交融、彼此欣賞”為宗旨，通過挖掘三國之間的文化聯系與歷史紐帶，講述、傳播東亞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不斷提煉“亞洲價值”。自2013年啟動以來，每年在三個國家分別評選出1—2個城市當選“東亞文化之都”，以東亞地區文化首善之區、文明匯聚之地，促進東亞文化交流與互學互鑒。
大理是全國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擁有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劍川三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東亞文化之都”的創建是一張嶄新的城市文化名片，也是一條聯通“一帶一路”的文化紐帶，將對大理建設“國際文旅名城”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大理州編制了《大理州“東亞文化之都”創建中長期規劃》，以“有一種生活叫大理”為核心品牌，推進“東亞文化之都”創建，帶動公共文化服務提檔升級，促進文旅深度融合，以城市文化建設擴大國際“朋友圈”。
接下來，就一起跟隨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寸云激院長的講述，開啟縱覽歷史的文化穿越之旅。
大理文化開放的特性來自特殊的地理環境，滇西北地區位于青藏高原與云貴高原的中間地帶，有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壩子、山地、河谷交錯分布，這種多樣性和復雜性利于早期人類生活，歷史上南詔、大理國的建立，就依賴于多山地貌下江河密布造就的壩子和交通線。此外，以高原湖泊洱海為中心的區域是云南早期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古代洱海以東為漢文化區域，以北是青藏文化區域，西邊是印度文化區域，南邊是中南半島海洋文化區域，因此大理是溝通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也是華夏文明、印度文明、南亞文化交匯疊合的樞紐地帶。
位于蒼山馬龍峰麓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現了同陜西半坡遺址類似的半地穴式房屋。無獨有偶，賓川白羊村遺址的土木結構房屋類似陜西廟底溝的房屋建筑，劍川海門口出土的碳化的小麥和黍屬于黃河流域典型的農作物……諸多考古證據中都可以看到洱海區域文明與黃河流域文明早期的交流。“另一條線索和海貝有關，”寸院長講述道，“在黃河上游的青海、甘肅發現的貝幣來自印度洋，可推測古人已經有了一條從印度洋經云貴高原到達黃河流域的傳播路線，古人遷徙、轉運物資的能力其實是超乎現在人的想象的。”一般認為，大理土著文化以從新石器時代延續至西漢的海門口文化為代表，在吸收融合多種外來文化中形成了復合型文化。
到了唐朝時期，《資治通鑒》曾有記載，西川節度使韋皋在南詔挑選王室子弟到成都學習，學完歸來后又換一批，如是往復50余年，培養南詔子弟上千人。“在大理地區發現的經卷中，不僅有相當漂亮的漢文小楷，也有古印度梵文。此外，阿嵯耶觀音為南詔、大理國時期獨有，是佛教傳入大理國后世俗化的結果，很多學者認為其造型具有南亞、東南亞的特征，帶有中南半島文化的痕跡。這些都成為漢文化與印度文化、南亞文化等在大理地區交匯融合的佐證。”寸云激說。明代徐霞客在《滇游日記》中記載了大理三月街“十三省物無不至”的盛況，意為明朝時期全國的商品在三月街皆有售，說明當時的大理地區已經是一個開放程度相當大的市場。至于清末以后，滇西地區有名的喜洲商幫、鶴慶商幫、騰沖商幫帶動商業資本興盛，愈加密切了同我國上海、香港，緬甸，印度，乃至美國舊金山的商業往來。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實踐地，旅游業逐漸興盛，因外國旅居者聚集而得名的大理古城“洋人街”，至今游人如織往來不絕，古樸街道與異國文化兼容并蓄，世界各地的小眾音樂演出場所、英語角、法語角、中西風味店、古董店、畫廊藏在每一條小巷里，成了旅居大理的異鄉人留戀的生活方式。
國家方志館南方絲綢之路分館是國家方志館在全國設立的第六個分館，也是西南地區第一個國家方志館分館，是由多個專題館組成的方志館館群，于2020年12月經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同意在劍川設立，2022年8月，首批館群建成開館。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主題，收藏、展示、編纂、研究、開發利用南方絲綢之路歷史文化。
在以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構成的溝通古代東西方文化和文明交流的道路交通體系中，南方絲綢之路開通時間最早，公元前4世紀以前便已存在。以成都平原為起點，向南主要經云南，連接今越南、緬甸、印度等國家，可遠達中亞、西亞地區；東南經廣西等沿海地區，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往北入陜西，與北方絲綢之路相連。如同一根紐帶，將東亞大陸與東南亞、南亞乃至中亞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等串聯在一起，影響深遠。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古老的南方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使命，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
從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劍川縣城往南經甸南鎮、石寶山，到達“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沙溪鎮寺登街區。房車營地、民宿酒店、西餐館與地道的白族飯店，林立的酒館、咖啡店和書局，讓這個世外桃源有了慵懶時光、享受慢生活的去所，昭示著作為滇藏茶馬古道咽喉的沙溪隨時代更迭隱退之后，文旅產業帶來新的繁榮，使這顆古道遺珠重現古樸光芒。
走過小橋流水、穿過田間阡陌，順著一條新修的柏油大路來到未來的游客中心。這里尚未啟用，游人稀落，卻是聆聽古道悲風最好的地方。城隍廟大照壁立于路邊，這是大理地區乃至云南現存最大的照壁，歷經一個世紀仍舊完好。風中飄來楸樹花，回廊下馬鈴聲應時響起，國家方志館南方絲綢之路分館群落之一的茶馬古道館就在此處。如果建筑會說話，那取自茶馬古道沿線二十余個城鎮節點的土壤夯筑成的五彩墻體，就是一部茶馬古道生土志。西安、隴南、滎經、遵義、普洱、拉薩……這條行走世界屋脊的商道，穿越壯麗的地形地貌、經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推動了最多彩的文化交融。
今天，在大理古城西南方向的天龍八部影視城內，有一座喇嘛式石砌佛塔，塔身斑駁長滿荒草，這是明代四位日本僧人的合葬墓塔。十四世紀，四名日本僧人來到大理，受到當地人淳樸禮待，在這里度過了余生，四人圓寂后，大理先民們“憐而葬之”，并修建了四僧塔，歷經數百年完好保存至今。2005年，日本演員高倉健同中國導演張藝謀在云南元謀合拍電影《千里走單騎》時，聽說了此事，希望能夠個人出資修繕四僧塔，大理州積極予以回應，四僧塔也成為了大理地區同日本友好文化往來的縮影。而與日本四僧塔隔溪而望的大理大學，每年迎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韓國、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老撾等30多個國家的上千名留學生，成為大理對外友好交流的重要平臺。
20世紀初，被譽為“東亞民族志的開拓者”的鳥居龍藏進入云南考察，著有《從人類學上所看到的中國西南地區》；白鳥芳郎1985年出版的《華南文化史研究》中介紹了白族的族源、歷史和語言；藤澤義美1969年出版了《中國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詔國歷史研究》；工藤龍2006年出版《云南省白族歌謠和日本古代文學》。近年來，日本東海大學學者立石謙次也對南詔國、白族白文、大本曲做過不少研究，名古屋大學學者林謙一郎發表博士論文《論白族的形成及其對其他民族的影響》。“日本人是種水稻的民族，云南是最早發現野生稻的地方，日本學者對大理的研究最早來源于對稻作文化的關注。同時這種教育和科研上的民間往來不是單向的，多年來，大理也不斷有學子赴日本各所院校留學。”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長寸云激說。
曾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和所長的鄧啟耀，20世紀末時在《山茶人文地理》（《華夏人文地理》前身）這本雜志上刊出一期大理專刊，提出了“大理——亞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這一概念，得到廣大歷史學家的認可。這里的“十字路口”指的是南方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在大理相交，被稱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蜀（四川）身毒（印度）古道”是我國對外交往最早的國際通道，而“茶馬古道”是自唐代以來溝通我國南方川、滇、藏三地漢、藏、白、彝、傣、納西等民族經濟和文化交往的通道。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調研員楊建宇這樣解讀：“如果用我們今天的公路來比喻，可以看作是東西向的320國道和南北向的214國道，大理則成了南來北往、東來西去的一塊零公里碑。”
如今，站在大理龍尾關前的黑龍橋上，洱海的出水口西洱河從橋下流淌過，極目遠眺，蒼山斜陽峰麓的將軍洞、彌陀寺、白馬廟、江風寺、下關老城回族聚居區的清真寺、天主廟、文廟……大大小小的不同文化的代表建筑散落在四周，可以清晰直觀地感受到人類遷徙的脈搏跳動，不同文化血脈在此交匯流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活著的歷史，為這座旅游城市增添一份厚重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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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云南網”微信公眾號、大理州人民政府網
